“还是早点回家好，”我对一九〇〇说。他很理解。看得出，他根本不愿意目送我下那舷梯，总是这样，但要他说出来，他永远都不会说的。最好这样。最后一晚，和平常一样，我们在那里为头等舱里的低能儿们演奏。轮到我的独奏了，吹了几个音符之后，我便感觉到了附和着我的琴音，低沉而甜美，和我一起演奏着。我们一起继续下去，我尽了我的全力要吹好我的小号，上帝啊，我不是路易斯·阿姆斯特朗，但我吹得真好，他在任何地方都跟随着我，他知道怎么做。我们随心所欲地让我的小号和他的钢琴继续了好一会儿，那是最后一次，其中包含了很多言语想表达但又没有办法表达的东西。周围的人们继续跳舞，什么也没有意识到，他们也没有办法意识到，他们能意识到什么呢，继续跳舞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。但有人也许会对另一个说：”看那个吹小号的家伙，多奇怪啊，他一定是醉了，或者疯了，看那个吹小号的，一边吹，一边在流泪。”

从那里下来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如果不是那该死的战争从中间插了一杠子，也许我可以做一番大事。战争让一切都变得复杂了，真让人弄不懂。应该要有一个聪明大脑，才能搞清楚。得有一些我没有的天分才行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当你置身于战争中的时候，吹小号仿佛一点用也没有。战争撞上来了。根本不放过你。

总之，好几年中，”弗吉尼亚人号”和一九〇〇没有任何消息。我可从未忘记过他们，我总是不停地提醒自己，还常常自问：”天知道如果一九〇〇在这里的话他会做什么，说什么，他会说：’去他妈的战争吧。’”但这话我说就特别不是味，感觉差极了。有时候我闭上眼睛，就会回到船上去，回到三等舱里去听移民们唱歌剧，一九〇〇弹奏着不知什么音乐，他的双手，他的面容，还有那环抱的大海……我幻想着，回忆着，有时那是惟一剩下的能做的事情，能拯救我的事情，别无他法。穷人的伎俩，但总很有效。

总之，那个故事结束了。好像真的结束了。有一天，我收到了一封信，耐尔·欧克诺写的，就是那个总开玩笑的爱尔兰人。但那一次，是一封认真的信。信中说，”弗吉尼亚人号”在战争中被征做流动医院使用，变得千疮百孔，最后破烂到人们决定要报废它的地步。剩下为数不多的船员都在普利茅斯登了岸，船上已经装满了炸药，迟早会被拖到深海里报废：”砰”……就结束了。信后还写着：”你有一百美元吗？我保证还给你。”下面是另一行小注：”一九〇〇，他还没有下船。”仅此而已。”一九〇〇，他还没有下船。”

我把信捏在手里摆弄了好几天。尔后我登上了去普利茅斯的火车，我去了港口,去找”弗吉尼亚人号”，我找到了。在塞了些钱给那里的看守之后，我上了船。从船顶一直转到底舱，下到机械舱，在一个充满火药味的空气中，我坐在一只箱子上。脱下帽子，放在地上，静静地立在那里，无语凝噎。

我停在那里是为了看清他，停在那里也是为了看清我自己。

炸药在脚下，炸药无处不在。